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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國家的視角 — Wilson Kao&#39;s blog</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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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Notes on law, language, and the record.</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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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zh-TW</language>
    <managingEditor>Wilson Kao</managingEditor>
    <webMaster>Wilson Kao</webMaster>
    <copyright>&#169; 2026 Wilson Kao</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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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title>《國家的視角》摘錄</title>
      <link>https://sswilsonkao-blog.pages.dev/posts/2026-01-scott/</link>
      <pubDate>Sat, 17 Jan 2026 16:00:00 &#43;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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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書摘</category>
      <category>人類學</category>
      <category>國家的視角</category><description>&lt;p&gt;慢慢讀某本書，看到這邊頗為苦笑。&lt;/p&gt;
&lt;blockquote&gt;
&lt;p&gt;我相信答案在於取得權力的進步派人士通常有某些特性，他們在上台時帶著對既存社會全面性的批判，而且獲得大眾授權（至少一開始是這樣），讓他們改變現況。這些進步派希望使用權力，為人類的習慣、工作、生活方式、道德行為、世界觀帶來遠大的改變。為了達成目的，他們使用瓦茨拉夫．哈維爾所稱的「整體社會工程的兵工廠」。然而，對烏托邦的嚮往本身並不危險。一如奧斯卡．王爾德所強調的：「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根本不值一哂，因為它忽略了人性總是降落的國度。」對於烏托邦的憧憬之所以會出錯，是因為它對於民主或公民權力[sic]毫無承諾的菁英所把持，而他們很可能會使用毫無拘束的國家權力達成這個成就。當屈就於這種烏托邦實驗的社會缺乏頑強抵抗能力時，也是烏托邦願景走向無可救藥的時刻。&lt;/p&gt;
&lt;/blockquote&gt;
&lt;blockquote&gt;
&lt;p&gt;基本上，高度現代主義意味從根本上徹底切斷與歷史和傳統的連結。只要理性思維與科學法則能夠為每一個經驗問題提供單一答案，任何事情就不該被視為理所當然。所有人類與生俱來的行為，例如從家庭的結構到居住型態，再到道德價值以及生產形式，只要這些習慣與實驗都不是奠基於科學推論，都得重新檢視與重新設計。過去的結構往往都是迷思、迷信和宗教偏見的產品。於是經過科學設計的生產計劃與社會生活，都會比公認的傳統更好。&lt;/p&gt;
&lt;/blockquote&gt;
&lt;blockquote&gt;
&lt;p&gt;這種看法的來源是十分專制的。如果一個計劃過的社會秩序，比起偶然、非理性累積後的歷史實踐來得更為優越，就會產生兩個結論。首先，只有擁有能夠用來指認與創造這個優越社會秩序的科學知識的人，適合在新的時代統治社會。再者，那些退步無知、拒絕同意科學計劃的人，需要為了該計劃的利益接受教育，否則就該滾到一旁。高度現在主義的強硬版本，像是列寧與柯比意所執行的計劃，創造了對被介入的對象冷酷無情的奧林匹亞山。在最激烈的情況下，高度現代主義想像要把地板清掃得一塵不染，然後一切重新開始。&lt;/p&gt;
&lt;/blockquote&gt;
&lt;blockquote&gt;
&lt;p&gt;於是，高度現代主義傾向於貶低或排除政治。政治利益只會阻撓持有科學工具以便勝任分析工作的專家，並挫敗他們所想出來的社會解方。作為個人，高度現代主義者可能會對人民主權、或是古典自由主義中對於（會限制高度現代主義者的）私領域不可侵犯等看法抱持民主觀點，但這些信念和他們的高度現代主義信仰往往無關或相悖逆。
&lt;cite&gt;James Scott,《&lt;a href=&#34;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57994&#34; class=&#34;ext&#34; target=&#34;_blank&#34; rel=&#34;noopener&#34;&gt;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劃為何失敗&lt;/a&gt;》, p 172, pp. 179–180&lt;/cite&gt;&lt;/p&gt;
&lt;/blockquote&gt;
&lt;p&gt;不過為了公正表達原作者的立場，補上他在同本書導論裡面的最後一段：&lt;/p&gt;
&lt;blockquote&gt;
&lt;p&gt;說穿了，我所提出反對特定形式國家的特殊提案，絕不是為了替海耶克跟米爾頓．傅瑞曼所敦促、在政治上不受約束的市場調節提供案例。我們將會看到，打造社會工程的當代計劃遭逢失敗所得到的結論，也適用於在市場驅動的標準化及官僚主義式的同質性上。&lt;/p&gt;
&lt;/blockquote&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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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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