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舊制度與大革命》

最近突然靈感來了覺得要比較認真讀托克維爾，馬上看到有趣的段落。

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象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註13）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着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

只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家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致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舊制度與大革命》牛津版中譯本，p. 153–54

［注 13］

有人說，十八世紀哲學的特點是對人類理性的崇拜，是無限信賴理性的威力，憑此就可以隨意改造法律、規章制度和風尚。應該確切地解釋一下：真正說來，這些哲學家中有一些人並不崇拜人類理性，而是崇拜他們自己的理性。從未有人像他們那樣對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舉出許多人，他們幾乎像蔑視仁慈的上帝一樣蔑視民眾。他們對上帝表現出一種競爭對手的傲慢，對民眾則表現出一種暴發戶的驕傲。 真正恭敬地服從多數人的意志同服從神的意志一樣，對他們來說都是格格不入的。幾乎所有革命家後來都顯示出這一雙重性格。這與英國人和美國人對其公民多數人的感情所表現的那種尊重相去萬里。在他們國家，理性對自身充滿自豪和信心，但從不蠻橫無禮；因此理性導致了自由，而我們的理性，只不過發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